貝客邦，第十一屆春風悅讀榜新人獎得主獲獎作品：《白鳥墜入密林》

“月亮和六便士，我各要一半。”這是貝客邦曾在采訪中說出的話，與當下許多大呼“社恐”的 年青 人相似，貝客邦是個非常內斂的人，不擅長與周圍人走得很近，也曾面臨諸多來自職場的困擾。

他告訴記者，自己早些年從事動畫設計的工作，但動畫這種形式是藝術的集成者，需要多人協同和大量溝通，“再加上我所生活、工作的城市 不動畫產業成長的土壤，遠景 一般。他這才決定退到產業鏈的最前端，用文字來講述故事。”

2019 年貝客邦辭職，正式開始寫作，在他看來，這個起步時間是比較晚的，甚至像一場冒險，“因為當時我并 不在寫作上獲得收入，還要承擔家庭的責任，有時想起當時的選擇，還會有些后怕。”

事實證明，貝客邦選擇的這條路是正確的，無論是搬上銀幕的《海葵》，還是《白鳥墜入密林》，都以現實為基底、家庭為切口，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談及創作思路時，貝客邦表示，“人們會將家庭與幸福、圓滿 、和諧、港灣等詞語相聯系，但生活卻并非 描寫 中這樣圓滿，讓一個看似完美的東西產生裂痕，這可能也是懸疑小說的一種進入方式。”

4 月 22 日，貝客邦獲得春風悅讀榜春風新人獎，讓我們翻開他的新作《白鳥墜入密林》，在人心的懸疑舞臺上來一場“奇遇”。

《白鳥墜入密林》貝客邦 著 新經典文化|南海出版公司

“白鳥無法逃離密林，就像人不能掙開束縛”

“還是孩子的時候，可能并不知道成長意味著什么，直到為人父母，看著自己的孩子，才會 清楚 關于成長的更多東西。”在貝客邦的懸疑作品中，孩子永遠是主角，這和他父親的身份密不可分，“有了孩子后，我開始頻繁關注教育問題，現在我們經常會說到個性教育，說要給孩子創造寬松的成長空間，大多數家長都知道這是對的做法，卻不敢冒險，為了孩子的發展服從 體系 化教育，給他們很多壓力。”

雖然小說中的孩子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引導采取某些行動，但貝客邦，孩子是非常茫然的，是容易被成人引導和左右的，他們可能并不知道他們的行為會帶來哪些結果，當他們產生自我意識，卻發現無法逃離原生家庭的影響，就可能會釀成悲劇。

這種狀態和《白鳥墜入密林》的主題 實在 有些 符合，貝客邦說，書名中的白色代表純潔、純粹，鳥代表自由，白鳥就是純潔而自由的鳥。密林代表的則是人與人之間非常復雜、縱橫交錯的關系。“一個純潔而自由的生物被束縛住了，這是我在小說中想突出的東西。”

這種束縛，并不是由刻意人為導致的結果，而是一種自然生態，“因為樹林是自然生長的，如果兩棵樹落根的位置比較近，小樹長成大樹后自然就會纏繞到一起。這個時候飛鳥可能就會被困住。”貝客邦認為。

身處于鄉村環境之中的角色梁皓也是只“白鳥”，他委屈求全，不會公然對抗集體，卻始終心懷某種理想，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選擇，這種性格特質讓梁皓具有了某種純粹感，也因為這種純粹感，梁皓有了很多缺點，開始陷入各種各樣的困境。“這種塑造的方式可能有些殘忍，但我覺得生活就是這樣。”貝客邦說。

在貝客邦的刻畫下，梁皓的 友人 錢老師曾說過一句說教味非常濃的話，“一個集體，小到家庭，大到國家，如果形態穩定，必然有人會做出犧牲，承受巨大的痛苦。這種痛苦不是只在下層，一家之主或者統治者也不例外。他（梁皓）的思想，是最終個人感受，試圖讓每一個人自由。但這是不現實的，這樣一來，集體就不存在了。”下筆時，貝客邦對這句話是不滿意的，最終還是決定把它放進了書中。“注重集體發展或是個人選擇，很難說誰對誰錯，都是一種選擇。”

無論現實生活中是否存在類似梁皓的角色，貝客邦的小說中始終永遠都有純粹的人物，他們執著于 心坎 的真相，想要在看似完美的世事中撕開一條裂縫。“如果我是一個家庭教師，就不會勸學生放棄學業去學畫畫，我擔心會拿不到工資。我是會向現實最終妥協的人，不 辦法做到像梁皓那樣，但我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這種純粹的、堅持心中理想世界的人。”

“懸疑故事藏在生活中，會在寫作時隨機浮現”

相較貝客邦以往出版的三部作品，《白鳥墜入密林》變化很大，“有人說《白鳥墜入密林》是女孩版《消失的孩子》（劇版《海葵》），但 實在 這兩個故事并不一樣，《海葵》是圍繞消失事件這個核心，最后把 其余 的線索或者 其余 幾條線的故事匯聚到這個點上來。《白鳥墜入密林》則講的是更復雜的系統和社會關系，小女孩失蹤案件并不是唯一的關注焦點。”貝客邦說。

翻閱《白鳥墜入密林》，可能 看到很多生活細節，比如說孩子和動物的關系、流浪漢的生活現狀等等，以小見大。貝客邦說，這些細節，有些來自他對社會的觀察，有些來自他的親身經歷，但它們并不是提前設計好的，而是在寫作過程中隨機浮現的。

就拿孩子與動物的關系來說，無論是《海葵》中的小男孩和小狗的故事，還是《白鳥墜入密林》中的小女孩對小貓的情感，即使源于貝客邦對動物的喜愛，也隱約折射出兩代人在生命觀和價值觀上的分歧與沖突。

“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并 不刻意地想要借小動物去營造什么，現在回看完成的作品，好像確實有這么一層意思。”經過貝客邦的觀察，上一輩人，跟這輩人或者下一代人，在對待小動物的態度上 實在 有很大的差別。“我們上一輩人中，可能很少有人會養寵物，善待動物的意識也比較淡薄。現在的 年青 人，尤其是小孩子則完全不同，他們非常喜歡貓貓狗狗。”

在他看來，兩代人對待人類之外的生命方式的差別更多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——上一代人關注點大多在于生存，想著把自己的生活過好就不錯了，很難將情感釋放到人類關系之外的 其余 地方；這代人和下代人的關注點則是生活。把這種關注差異放大，就會造成一種代際間的沖突感。

小說中隱含的 抵觸 沖突絕非此一處，除了代際間 抵觸 外，采訪者與被采訪者之間的隱秘交鋒，鄰里街坊間的勾心斗角，都在貝客邦的筆下活靈活現。這種呈現，離不開作者排片布陣的“馬良神筆”，最讓讀者印象深刻的是，整本小說都采用了一種主觀視角和客觀視角交叉的寫作技巧，以一場紀錄片拍攝為引，把人物和事件刻畫的淋漓盡致。

這種寫法的靈感來源是一部名為《未解之謎》的紀錄片，幾年前，貝客邦也曾是這部紀錄片的觀眾之一，他告訴記者，這部紀錄片用燈光營造了一種流動感非常強的敘事氛圍，感染力非常強。“它采用的就是采訪案件相關人員的方式，不 主持人出現，通過嫌疑人、受害者的遺屬等案件相關人員之口，靜靜梳理案件脈絡。”

在觀看紀錄片的時候，貝客邦一度產生了某種感覺，認為這些被訪者是非常真實的演員，提前準備過臺詞或者有過提前訓練，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，紀錄片記錄的事情完全是真實的。

看完《未解之謎》后，貝客邦便有了靈感，想要寫一部以這種敘事方式展開的小說，“這個想法就和我原先白鳥與密林的構思結合在一起了，感覺他們融合得挺好的。”

“寫作是最好的選擇，考慮周全才可能呈現完美”

對曾經的貝客邦而言，寫作是自己的一條退路，一個最次的選擇，他不止一次想過，如果 其余 事情都辦不成，再不濟也可以去寫小說。現在看來，這已經成了他最好的選擇。

但實際上，在寫作上達成某些成果并不容易，“寫小說這件事，既 不上面施加的壓力，也 不下面 其余 人的支持，相對 其余 工作而言，只有內驅力大于外部壓力，作者才有可能堅持下來。”貝客邦說。

不追求寫作的速度，不想被讀者“拎”著走，有點 排擠 網絡連載的方式……這讓他在寫作圈中卡在一個比較“尷尬”的位置，“你如果說我是純文學作家，我還夠不上，如果說我是網絡作家，也不太符合，因為更新速度夠不上。”在他看來，只有沉得下心來，有一種延遲滿足的心態，考慮清楚每一個邏輯鏈后落筆，才能呈現出更好的作品。

“就像畫畫一樣，你得把一整張圖全部白描完，再去處理正文的一些細節，等于說你在開始動筆的時候，就已經知道這張圖畫完是什么樣子了，這需要很長的時間。如果完全不知道寫什么的情況下去連載，肯定會有問題。”貝客邦說。

即使謀篇布局非常“完美”，貝客邦 偶然 也會遇到“超綱”的情況，完結后的《白鳥墜入密林》有三個真相，貝客邦原本打算寫到第一個結果后就停筆，但當他代入角色的位置，去考慮角色心態時，覺得這種真相有些“戛然而止”，很難被主角所接受，“梁皓 心坎 深處不相信小女孩會自殺，把一生的束縛感留給父母，但實際情況如何發展，實在 不人知道。這種猜測，可能就是梁皓的一廂情愿。”

因為這些考量，他再度動筆的時候，小說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“作者必須要學會和角色共情，才能把小說完成。”貝客邦說，在寫某個場景時，就要把自己當作一個演員，把他們心里想說的話、想做的事預演一遍，這樣你才會把他寫下來。

除了不隨波逐流“加速”創作，貝客邦也不想讓每部作品中太多重復的內容，“以前覺得某個點子不錯，就想把它完善成一個豐滿的故事，現在總覺得這樣還不夠，希望自己寫得比以前更好，不要重復某些東西，在寫作上反而更謹慎了。”貝客邦說。

拒絕重復，像阿特伍德等作家一樣嘗試各種迥異的寫作風格，大概是每個懸疑作家的心聲，

在創作《白鳥墜入密林》時，貝客邦雖然有所嘗試，但 不徹底轉向，還是保留了懸疑小說最基本的東西在里面，“這種狀態 是否 延續，或者自己是否還會寫懸疑小說，都是未知數”

雖然他也會擔心寫作風格轉變后會失去某些讀者，但他覺得，這是必須要妥協或者克服的困難。

因為不愿意重復，貝客邦也不想成為自己作品的編劇，“我已經從頭到尾把一個故事寫了一遍，再讓我換一種形式把它重新講一遍，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，還會占用很多時間，所以我只想做最原始內容的生產者。”

“真實世界遠比小說復雜，能在前行途中收獲快樂就好”

就像《白鳥墜入密林》里受老板差遣的剪輯師，被甲方推翻所有的設計稿的設計師一樣，貝客邦也曾有過在職場當乙方的經歷，見過甲方很多荒誕可笑的要求，這種情感最終被他融進了小說，構成了復雜敘事脈絡的一個側面。這種與真實生活的交叉感，也是《白鳥墜入密林》引發讀者共鳴的原因。

不過，真實社會遠比塑造的世界要復雜，無論是社交媒體上此起彼伏的吵鬧喧囂，還是日常生活中的雞零狗碎，都會帶給人某種無力感，讓身處其中的個體找不到生活的意義。貝客邦自己也曾有過這種心態。“出現這種現象大概有兩種原因，一種是你要的東西全都有了，另一種就是前面這座山太高了，無論如何你都不可能走上去。”

大多數 年青 人人面對的可能都是第二種情況，但貝客邦很難提出有助于這個問題解決的建議，“很多 年青 人可能缺少 明白 的奮斗 目的 或者方向，大家還是需要找到生活的寄托，持續向前，即使最終無法達成很高的成就，也能在途中收獲快樂。”

對貝客邦來說，寫作就是他的寄托，他可以在其中尋找應對復雜生活的答案。

不過，在他眼里，寫小說無需背負非常 強盛 的社會責任感，非要去映射某種現實，“作品更需要情感的表達，就像一場篝火晚會，很多人圍坐在一起，有人講了個故事，然后大家就彼此分別，去往不同的地方，許多年后，讀者還能回想起這個故事，為這個故事而感動，就挺好的，這也是我寫作的初衷。”

因此，他 不框死后期到底應該寫哪種風格，“可能我會回到《海葵》這樣主題更鮮明的小說，把它寫得更精美，讓讀者更輕松地閱讀，也有可能會越偏越遠，把那些有成熟 動機 的、可能 打動自己的故事寫下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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